作者简介：李永皇，男，博士，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潜(通讯作者)，男，博士，安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引用格式：李永皇，赵潜.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以贵州省为例[J].探索,2025(3):43-56.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部署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已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与制度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各民族相互嵌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1]281，强调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2]247，推进民族关系由交往交流向交融深化演进。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3]，将互嵌式社区建设明确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与制度支点。互嵌式社区作为一种兼具空间联结与精神认同的新型民族治理结构，其理论根基在于系统建构族际结构性联系、价值共享基础与心理认同机制。互嵌式社区突破了传统民族关系建构中“界域清晰—身份固守”的思维路径，转而强调一种去边界化、再嵌化的认同实践。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逻辑出发，这一治理路径不仅回应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也对全球化背景下解决国家认同、社会整合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形式，互嵌式社区建设将制度安排深度嵌入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夯实了其社会基础。

近年来，作为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深层次发展的一项制度性安排，互嵌式社区建设逐渐成为民族事务治理研究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围绕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维度展开的协同嵌入，不仅有效推动了民族关系从“物理共居”向“社会共生”的转型，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制度载体与实践依托。在具体研究路径上，相关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多维协同嵌入研究。如有学者提出“空间—治理—文化”相融合的嵌入机制^[4]，聚焦于治理主体、治理模式和长效机制的系统设计^[5]，提出从主体结构、内生动能、平台建设和绩效评价四个方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6]，推动多元协同的理论深化。其二，单一维度嵌入研究。学者们聚焦于文化、情感、空间、组织等具体领域中的嵌入方式与作用机制，提出文化认同的心理结构基础^[7]、多维空间的再生产^[8]、族际互动中的情感转化路径^[9]，以及从党建视角探讨组织嵌入与政治吸纳对族际融合的制度效能^[10]。其三，区域嵌入实践研究。如聚焦云南洱源县郑家庄^[11]、宁夏AH移民村等案例^[12]，探讨互嵌式社区在不同社会生态下的具体实施逻辑与制度适应路径。总体来看，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证基础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果，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然而，聚焦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五维协同的整体性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在动态机制建构与长效路径拓展方面亟待深化。未来需要立足全方位嵌入的整体框架，着力提升协同机制的科学性与适配性，为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建设提供更具实践导向与理论深度的支撑。

2022年，贵州出台《贵州省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实施方案》，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的目标。本文以贵州省为实证研究场域，聚焦该省在互嵌式社区建设与治理中的具体实践，旨在探索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有效路径。作为我国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省份，贵州省近年来依托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发展等政策实践，逐步发展出历史自发型、商品房型、扶贫搬迁型与保障房型等多种互嵌式社区类型，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平台与制度载体。2024年4月至7月，课题组深入贵州省9个市(州)、20个县(市、区)、50余个社区，采用访谈、座谈与实地观察等方法对居住空间、经济活动、文化交往、社会生活及心理健康等多维度展开系统调研。“全方位嵌入”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路径安排，明确提出要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多个方面推进各民族的相互嵌入。这一顶层设计不仅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部署，也对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物理聚合到价值归属的生成路径：空间维度着眼于生活交集的结构塑造，文化维度强调共享认同的精神纽带，经济维度强化利益联结的物质基础，社会维度推动日常互动的制度协同，心理维度则致力于增强群体认同与情感归属。上述多个维度在贵州的基层实践中相互嵌合、协同推进，构建起一个多要素共融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揭示实践场域中多维嵌入如何在制度配置与日常互动之间生成耦合机制，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结构融通向价值认同的深层转化。

二、空间治理路径：通过优化空间嵌入模式推动各民族融合共居

空间是民族关系建构的基本维度之一，不仅体现为群体聚居的地理格局，也深度嵌入制度安排与社会秩序的日常运行之中。构建互嵌式社区，是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走向深入、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效能的重要制度路径。在具体实践中，空间治理既提供了民族交往的物理前提，也构成了族际交往、文化协商与情感认同发生的基本场域。功能布局、资源配置和场景设计直接影响不同民族群体的交往频率与心理认同。因此，空间治理不仅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优化，更要围绕交往关系的重构展开，通过功能复合、资源共享与智慧治理等方式打破生活边界、重组交往逻辑，推动交往关系从地理共居向社会共生的系统性转变。

(一)优化空间规划设计，构建交融共居的物质场域

空间不仅是民族聚居的地理场所，更是一种组织社会关系、构建社区秩序的制度载体。在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空间治理不仅决定了各民族物理嵌入的方式，也深刻影响着群体交往的机会结构与心理认同的形成。“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人’，必然要在一定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从事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13]因此，空间不仅承载生活功能，更与社会关系体系深度耦合。空间结构优化是提升多民族居民交往频度与情感黏性的重要前提。从治理实践看，功能复合与开放共享是当前提升空间整合能力的关键。功能复合注重多种用途在同一空间内的协同布局，突破以往空间单一化倾向，重构生活场景的多样性与连贯性。贵阳市A社区通过建设共享广场、文化走廊与多功能节点实现居住与交往的联动整合，推动居民日常生活与文化互动自然衔接，构建起多民族频繁接触的交往空间。这种空间结构重组不仅提升了资源使用效能，而且在社会关系层面促成了从“物理共居”向“社会共生”的转化。在此基础上，空间的开放共享机制进一步增强了社区整合力。开放式街区设计消除了物理边界，公共节点的合理配置则打破了交往过程中的心理门槛。在遵义市B社区，开放街区与共享设施嵌套布设，使多民族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路径重叠与文化联通，提升了互动频率与认同程度。这种空间布局理念，既回应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治理目标，也有效提升了族际融合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空间治理不仅关涉场地安排，更是制度性民族关系建构的重要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物质依托与实践平台。

(二)完善服务供给机制，构建多民族互动支持体系

在互嵌式社区治理体系中，服务供给机制不仅承担着资源配置与功能落实的基本职责，更在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与族际互动关系的重塑中发挥着深层作用。空间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容器，而是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结构场域。“空间性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偶然反映；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因而是这种生产受到影响和逐步转变的场所。”^[14]119服务机制的空间指向不只是物理功能的嵌入，更意味着民族关系的持续调适与认同基础的制度性生成。需要指出的是，服务层面的功能整合不同于空间治理中的功能整合，前者着眼于制度内容的协同配置，后者侧重于空间功能的合理使用。从机制运行的角度来看，服务供给体系的优化应建立在对居民差异化需求的精准识别和动态回应上。多民族群体在文化背景、社会经验、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异，使服务需求天然呈现出多样化格局。传统的一体化、静态化供给机制难以覆盖不同群体的具体需要，容易造成服务断层与交往障碍。都匀市C社区以综合服务中心为依托，搭建多功能联动平台，整合职业技能培训、文化交流与心理支持服务，形成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促进交流为目标的服务供给体系，显著提升了社区互动频率与文化认同基础。在机制设计上，功能整合已成为推动服务融合的重要方式。遵义市Y社区通过将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整合至统一平台，构建出兼顾生活便利与交往需求的服务空间。这类复合型空间在提升资源效能的同时，也让多民族居民在共建共用中拓展了交往机会，激活了情感认同，为族际关系迈向制度化积累了基础。所以，服务供给机制不仅承担着基础功能的实现，更成为推动社会融合与情感联结的重要制度支撑。同时，推动服务体系的可持续运行，还需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的有效嵌入。多民族社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单一治理主体难以全面响应各类需求，因而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共治成为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保障。铜仁市D社区引入高校与企业资源，在原有服务平台基础上开展技能培训、心理疏导与文化建设等项目，既拓展了服务供给的深度，也重塑了社区内部的信任网络与支持体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与整合力。 

(三)数字技术赋能空间治理，提升资源管理与协同效能

在多民族社区治理体系中，空间不仅是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的物质基础，更是承载族际交往、公共参与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社会场域。随着治理任务复杂性和居民需求多样性的持续提升，传统治理模式在资源调配、协同联动与场域构建等方面逐渐显现出响应滞后与效率瓶颈。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工具，凭借其嵌入性、整合力与精准性，正成为推动空间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通过数据驱动、协同治理与共享平台的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推动了社区治理范式由粗放型向精准型、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第一，通过数据驱动实现资源管理的精准化。在传统治理模式中，信息不对称与资源错配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智慧平台则通过对社区人口结构、服务需求、基础设施使用等信息的实时采集与综合分析，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响应的灵敏度。例如，贵阳市南明区依托“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整合通行管理、安防监控、物业服务等多项功能，形成了完整的数据反馈闭环机制，有效实现了动态响应和精准服务，提升了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第二，智慧平台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高效支撑。在多民族社区中，治理结构的多主体特征有时导致事务分散、协作阻滞与政策落地缓慢。智慧平台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集成与协作交互系统打破了治理边界与信息壁垒，促进了各方治理资源的协同整合。如毕节市E社区在构建智慧社区的过程中并未将平台视为技术工具的简单叠加，而是作为一种组织机制的再布局、一种协同逻辑的再构建。居民诉求的表达不再局限于线下窗口，社区治理的事务也不再分属各自体系，而是通过信息接口嵌入统一的处理路径，跨部门的互动由此成为一种结构常态，而非临时协调。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治理的效率，而且在制度层面夯实了“共建”的实际支点。第三，数字技术通过共享场域的构建，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与社会关系整合水平。空间资源的共享不只是物的共用，也是交往关系的生成场域，更是情感认同的沉淀机制。在多民族社区中物理资源、制度资源与社会情感的流动原本各自运行，而数字技术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分离状态，使“线上联通”与“线下交互”得以统一于同一治理语境之中。遵义市F社区将教育、医疗与文化资源纳入同一平台管理体系，居民在预约服务、反馈参与的过程中从被动的信息交换转化为主动的交往行为。这种连续性的交互节奏为跨族群的情感联系提供了微观结构，也为认同的生成创造了制度通道。

三、文化治理路径：通过深化文化交融实践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作为互嵌式社区构建的内在驱动力，其功能不仅体现在象征体系的承载，而且在于通过动态交往与价值协同建构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深层次社会整合机制，可以通过符号建构、创新激活与交流嵌合系统重塑多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与认同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多民族文化得以实现融合，从而不断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实践维度，构筑起多民族共享的精神家园与认同平台。

(一)构建中华文化共享符号体系，夯实文化认同基础

互嵌式社区成为族际交往交融的复杂场域，而文化多样性容易催生因文化认同差异引发的结构性张力。这种张力既是社区治理的现实挑战，也是文化治理的重要着力点。文化符号作为承载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情感归属的象征，是推动群体共识生成的重要基础^[15]。构建超越族群边界的中华文化共享符号体系，有助于在强化文化认同的同时，整合多元文化资源、拓展意义空间，从而有效缓解认同断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例如，毕节市G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聚居有来自18个民族的1.7万余人，面对高度多元的文化背景，社区通过引入中华文化符号与节庆场景设计，推动居民在参与中实现文化认同的转换与情感联结，构筑起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空间。首先，中华文化共享符号体系的构建是对认同逻辑的符号化再造。“中华文化符号记录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过往，连接着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它们超越物理时空与天然联结，在符号‘扩散化’中‘构建共同的文化形态’。”^[16]这种动态属性使中华文化成为超越地域与族群的精神坐标。“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理念能够通过节庆活动、历史叙事等形式，转化为居民可见、可感、可认同的具体象征载体。如贵阳市H社区在民族团结共生主题文化节中，将中华文化理念嵌入多民族居民日常互动场景，使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其次，文化符号体系并非静止的象征堆叠体，而是嵌入社会关系与制度逻辑中的意义生成机制。它不是对民族文化的被动呈现，而是在多民族互动的结构张力中不断重组的象征系统。认同的形塑不能仅依赖单向度的价值传输，而必须建立在文化符号的共构逻辑之上，在参与中生成、在协商中稳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多个互嵌式社区的经验显示，文化元素的呈现并未固守民族内部逻辑，而是以节庆、公共活动等空间为载体，构建出一种跨文化共享的交往秩序。在多民族聚居的社区，苗族芦笙舞、布依族刺绣等象征性符号不再以“文化表演”的面貌出现，而是在共享场域中被重新编码，转化为日常交往的交汇点。这种意义上的符号重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再现，更是文化实践中认同关系的再生产。最后，文化符号体系的持续建构也依赖于教育机制与媒介平台的协同嵌入。传统文化要素的传播若仅依托文本或展陈，其影响将趋于表层化、短效化。贵阳市一些社区通过数字媒介将节庆内容、民族历史与文化象征融入社区生活，实现了文化意象从“符号可见”到“情感内化”的跃迁。文化认同不再是观念灌输的结果，而是在制度语境、传播机制与日常生活相互交错中深度生成。

(二)推动民族文化“双创”实践，激发传承发展内生动力

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实践中，民族文化如何推动现代化转化，实现价值延展与结构重塑，已成为文化治理的关键。随着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民族传统文化原有的生活依托被持续压缩，文化表达的公共性空间逐渐收窄，嵌入式生成机制面临深层挑战。这一变动不仅冲击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也对多民族社区内部的认同整合提出了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推动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文化延续的路径选择，更是构建文化内生秩序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契机。创造性转化的核心在于文化内涵的提炼与符号系统的重构。传统文化并非封闭于民族内部的历史记忆之中，而是蕴含跨文化共享可能的精神资源，经由形式变异、结构嫁接与语境重置，其可转化为多民族可识别、可使用的文化资源。侗族大歌的传播实践即为典型例证。作为“非遗”项目，侗族大歌借助影视配乐、公共艺术、基础教育等通道在现代场域中重新定位，完成了从“遗产性存在”向“内容性传播”的符号跃迁。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不仅形成了新的表达逻辑，而且通过被重构的象征秩序在群体之间嵌入情感通道，激活了共识结构的在场机制。创新性发展的重点在于打通文化表达与社会场景的现实通道。现代技术条件打破了文化存在的时空封闭性，为其跨域传输与生活嵌入创造了可行条件。贵州省在数字化民族文化展示方面的探索中，通过将苗族刺绣、布依族服饰等元素嵌入数字展示平台，创新了传统技艺的呈现方式，使文化由被动保存走向主动建构。这一转化不仅拓展了传播边界，也将文化资源引入经济、教育、社区营造等实践空间，实现了从“物的保护”向“用的认同”的功能转换，提升了文化系统的适应能力。“双创”实践的展开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协同支撑与多元主体的有效嵌合。政府不再只是政策的发布者，更承担着资源整合与机制构建的组织职能；市场也不仅仅是供需关系的调节者，更成为文化资源重组与价值转化的行动参与方；社区作为文化嵌入的基本单元，承担起实践转化与认同生成的双重职责。在基层治理探索中，一些地区探索建立文化培育平台与服务机制支持传统技艺的传承转化。这种“文化—机制—场域”协同构成的联动结构使文化不再作为外部资源被动调用，而是内嵌于社区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运作逻辑之中，形成具备循环能力与制度韧性的内生系统。

(三)深化跨民族文化交流机制，促进文化共生互鉴

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文化交汇与认同建构的重要平台，不仅体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格局，也面临文化交往机制滞后、资源壁垒固化等深层问题。缺乏有效的文化交流机制不仅削弱了不同民族间的日常互动与情感黏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因此，推动文化共生互鉴需要从制度层面完善各民族文化交流机制，构建常态化的交往体系与共享化的文化场域，使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在互动中实现动态融通与价值共建。在构建文化交流机制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主干，而各民族文化是枝叶，两者在互动中互为滋养、共生共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17]328这一论述明确了中华文化的统摄地位与开放逻辑。从文明的发展来看，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一部各民族优秀文化交融史^[18]。中华文化通过包容性与整合力为多民族社会提供了价值坐标和文化框架，同时通过吸纳、融合各民族文化精华，构建起认同结构的制度基础。主干与枝叶之间的互动，既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精神纽带，也在社区实践中转化为现实认同。交流机制的构建应以打破文化隔阂与资源壁垒为前提，推动文化资源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实现协同共建与共享利用。贵州省部分民族地区融合“非遗”技艺、节庆表演与群众互动的文化活动日益常态化，为多民族居民在公共空间中实现情感认同提供了重要平台。这种基于日常生活场景的互动模式能够推动文化从象征表达向行为认同转化，为社区融合奠定实践基础。此外，技术赋能为交流机制建设提供了全新支撑。数字化平台突破了物理时空限制，为多民族文化的传播、认知与体验提供了新路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非遗云展馆”作为全景VR平台，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传统节庆与技艺的沉浸式呈现，扩大了文化参与的覆盖面与接触频率。这在增强文化可及性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认同重构。交流机制的可持续运行还依赖于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尤其是社区居民在文化互动中的主体性表达。都匀市在文化治理探索中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对话活动，通过多民族居民共同参与的文化交流强化了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推动形成基于互动共识的社区文化认同。这种多主体协同的交流机制不仅提升了社区文化治理的能动性，也拓展了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的新路径。

四、经济治理路径：通过产业联动协作夯实多民族经济共生基础

经济要素不仅是资源调配的核心内容，更是结构关系的建构机制。在互嵌式社区中经济嵌入意味着民族关系的重新调适，它打通的不只是物质通道，更重塑了制度信任与身份认同的底层结构。唯有将“共生”嵌入产业体系、将“协作”嵌入资源逻辑，民族团结才能从文化共识走向制度常态。

(一)构建跨民族产业联动机制，优化互嵌式经济协作结构

“从经济上看，互嵌式发展是一个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19]在嵌入理论的视域中，资源流动的背后往往潜藏着社会结构的重组逻辑与文化编码的转化机制。互嵌式经济治理之所以成立，不在于经济和市场制度的简单融合，而在于多民族主体通过经济交往实现协作结构的逐步内嵌与互动秩序的重构，从而打开从“交往逻辑”向“融合结构”跃迁的可能性通道。毕节市I社区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支点，搭建起覆盖种植、加工、销售的联动链条，使各民族主体从被动嵌入走向深层协作。在这一过程中产业不再只以盈利为目标，更成为一种结构性信任的孵化机制，推动跨民族的经济关系从单向参与向协同嵌合转化。在资源整合基础上，功能协作机制进一步推动主体间的结构性依赖与协同参与。在铜仁市J社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物流体系相融合，构建了覆盖生产、销售、配送的完整链条。各环节间的分工协作促使经济关系逐步内嵌于社会网络之中，推动从契约性交易向日常互动转化，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有些社区通过规则设计与激励安排，推动多民族居民在参与中形成制度性信任。毕节市K社区推行的“七星”评比活动将居民参与度与集体收益分配挂钩，有效激发了居民参与产业合作的积极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提高了组织效率，也通过公平激励机制推动了跨民族主体间的长期协作，促使经济活动走向规范化、可持续化轨道。在本质层面，经济协作不仅是资源交换的技术过程，更是社会关系重组与身份认同协商的制度通道。当经济活动嵌入族际互动的日常场景之中，交换关系便超越了功利逻辑，成为情感联结与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资源共享不仅是物的再分配，更是对“我们是谁”的再界定，在这种协作结构中经济成为认同的中介、制度成为共生的保障，而社区转化为日常性的“共在实践场”。

(二)扶持民族特色经济模式，增强社区发展内生动力

在互嵌式社区的经济治理体系中民族特色经济模式的培育与扶持，既是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重要路径，也是激发社区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机制。该模式以地方资源禀赋和民族文化特质为基础，通过经济要素的有序嵌入与市场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多民族主体从松散共处向协同共建转化，实现经济黏性、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有机统一。民族特色经济的生成逻辑体现的是经济活动、文化表达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多维嵌套与动态调适，其本质在于通过持续性经济行为重构共同体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路径。民族特色经济的构建体现在对地方资源的结构化整合和文化优势的价值转化上。地方政府通过推动传统手工艺现代化、区域品牌建设与产业链完善，形成了涵盖产品设计、加工销售、文化传播的多维发展格局。毕节市I社区依托本地农产品资源延伸加工链条，打通了产销路径，不仅提升了配置效率，也在共享机制引导下促成跨民族主体的协作关系，进而在实践中培育出信任纽带，推动文化认同由交往走向凝聚。在制度层面，民族特色经济的长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政策保障和机制设计。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配套政策，为特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贵州省部分民族地区依托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探索将传统技艺嵌入文旅产业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支持推动苗绣、侗戏等文化形态与旅游场景深度融合。这一实践不仅拓展了文化表达的现实空间，也激发了区域经济的内生动能，促进多民族社区实现产业协同，为基层社会的融合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由此可见，民族特色经济的内在活力源于文化与经济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嵌合。在长期的实践中合作机制已不仅是物质利益的调配，更逐渐转化为社会互动与文化联系的稳定基础。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联结的触发器，它促使各群体在合作中建立信任、生成认同，最终构筑起一个具有共享经验与共同价值的社区结构。这种由合作走向共识的过程，正是民族特色经济在推动社会整合中的独特价值所在。

(三)健全利益共享与分配机制，构建多元共生经济体系

列宁曾深刻指出，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20]136。利益分配是一种深层的社会关系建构机制，它决定的不只是资源如何流动，更决定了人们如何归属、如何协作、如何看待彼此。经济共融的核心就在于社区居民之间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体^[21]。在互嵌式社区的经济治理体系中，利益共享与分配机制不仅是经济协作体系中的核心节点，更是构建多民族社会信任结构与认同机制的关键支撑。通过规范化的分配规则、公平合理的收益制度与动态协调的协作安排，多民族主体间的经济关系不断由交易行为转化为结构性联结，推动多元共生经济体系的有机生成。这一机制的完善既是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通道。在社区层面，健全的分配机制需要以制度来保障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参与的广泛性。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分配规则不仅回应经济公平的需求，更嵌入社会结构、塑造社会信任，并在持续运作中重构族际互动的秩序逻辑。铜仁市Z社区依托集体经济平台构建起以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收益共享机制，通过组建经济合作社实施“按劳分配+资本分红”模式，不仅提升了分配透明度，也增强了居民的制度信任与参与意愿。在此过程中多民族居民由“分利关系”走向“协作关系”，进一步夯实了社会整合的微观基础。在区域层面，协同机制的构建带动了利益共享体系的延展。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L社区为例，手工艺产业链的打造推动了跨区域经济协同，各民族群体围绕生产环节实现分工配合，通过共享机制将文化资源嵌入产业体系。协作结构的形成不仅提升了运作效率，也增强了族际合作的稳定性与内生动力，成为互嵌式经济网络的重要支撑。在政策层面，制度性资源的嵌入为利益共享机制提供了外部支撑。贵州省文化旅游基金通过支持民族特色旅游项目，推动民族手工艺、节庆活动等传统资源与现代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这些项目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还增强了居民的社会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此类制度供给提升了共享机制的运行效率，并通过政策反馈机制推动了共享价值的制度化。

五、社会治理路径：通过创新多元协商机制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服务供给与认同整合的制度保障。在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中，面对多民族文化差异与利益诉求的高度复杂性，传统单一主体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精细化、协同性治理的现实需求。以多元协商机制为核心的社会治理路径，通过整合社区、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推动从行政主导向协同共治转型，不仅提升了民族事务治理的整体效能，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与有力的结构支撑。

(一)创新多方协商机制，推动民主共治与协同治理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多元文化共处、差异诉求并存的治理空间，亟待通过机制创新构建协商式、嵌合式的治理框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当社区缺乏强有力的凝聚力、向心力时，人们呈原子化分散状态，维护自身利益、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22]这种分散状态不仅会撕裂社区成员间的互助网络，更会直接削弱基层治理赖以生存的群众根基。“当群众力量在基层场景中逐渐式微时，基层治理往往深陷‘悬浮’‘空心’的泥潭。”^[23]传统的单中心治理结构因其决策路径封闭、回应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协调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多中心治理和协同治理理论为支撑，多方协商机制通过制度化程序、动态反馈机制与技术赋能体系，为互嵌式社区提供了有效的协作平台和制度保障。在实践层面，议事平台作为多方协商机制的核心载体，主要功能在于为多民族居民提供一个制度化、常态化的协商空间，使多元利益诉求得以在制度规范内进行表达与协调。在贵阳市M社区，议事平台吸纳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多方参与，围绕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开展定期协商。通过政务公开、程序规范与协商监督提升了治理的透明度与参与度，逐步构建起族际间的信任结构与合作机制。动态反馈机制则增强了协商过程的响应性与调整能力。在贵州部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资源配置初期曾因信息反馈机制尚不健全而出现供需不匹配的现象。其通过设立实时信息反馈机制，相关决策得以及时调整与修正，提升了治理方案的回应性与公平性。动态机制打破了治理与需求之间的时间差与结构割裂，使社区治理真正转向高效运行模式。在多民族社区中协商平台既是话语空间的制度化表达，也是共识生成的认同容器。当协商机制深入日常生活，民主就不再是一种程序安排，而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存在方式，并在实践中不断“达成治理效能与民主价值的有机统一”^[24]。

(二)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协同秩序的社会化建构形式，它不是简单的主体叠加，而是通过关系生成、制度协作与情感认同，实现治理由管理逻辑向治理逻辑的转换。它所塑造的不只是权责格局的重构，更是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重申。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明确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广泛参与、责任共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协同共建、融合共治的制度架构；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标志着社会治理从理念建构到系统建构的深化。随着这些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已不再停留于宏观理论层面，而是具体落实到多民族社区治理的实际需求之中。在多民族社区治理中，社会结构的复合性与需求的多样化要求治理模式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协同”。社会组织、企业与志愿服务等社会力量在资源补充、功能协作和情感联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凭借其专业能力与运行灵活性，已成为多民族社区中联结特定群体、服务差异化需求的重要力量。在贵州省部分社区，企业通过援建基础设施与文化交流空间，支持文体活动的常态化开展，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认同结构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成。这种由企业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推动其角色从经济主体向公共事务协同者转变，强化了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嵌入。在贵阳市N社区，组织化的志愿服务通过“邻里守望”行动与民族交流活动构建起跨民族、跨家庭的互动桥梁，重塑了社区内部的信任体系。志愿服务因其低门槛、高频次与广覆盖的特性，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响应滞后的不足，成为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中的柔性嵌入机制。

(三)完善民族事务调解机制，促进社区和谐与社会稳定

民族事务调解并非治理体系中的边缘性安排，而是在族际关系内部结构持续演化背景下嵌入情感调适与规范协商的关键机制。互嵌式社区的构建使得原本相对封闭的群居空间转化为频繁互动的社会场域，文化差异与认知分歧也因此更加凸显。在这一结构性张力之下调解不再是行政性的手段，而成为制度性介入与情感性修复之间的一种平衡策略。它并非以刚性秩序替代社会弹性，而是通过规则明晰来缓解因信息不对称与身份错位带来的信任风险。在贵阳市A社区，针对社区事务中出现的文化理解差异，调解机制以“法律规范+社区规则”构建协商路径，使居民得以在可预期的制度规则中表达分歧、协同处理。程序的意义不在于压制矛盾，而在于为协商提供安全空间，使冲突得以转化。如果说程序构建了可预期的行为秩序，那么柔性调解则引入文化理解与关系修复的实践理性。部分冲突往往源于文化经验的断裂与情感结构的错位，而法律条文难以触及其深层。在安顺市P社区的一次调解实践中，调解者围绕社区内部存在的传统观念差异，引导长辈介入调解，调动礼仪与习俗资源，使协商过程转化为一种文化重组的关系修复。这种调解不仅强调规则的有效性，而且在认同基础上探索持久共处的可能路径。更深层的调解机制是如何将“共识的生成”纳入日常结构，而非偶发性的制度调解。参与机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扩大了治理的主体结构，更因为它将个体记忆与集体秩序联结成一个可被持续调动的认同系统。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指出：“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他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25]82在贵州省若干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中居民通过对话平台协商公共事务，使调解成为一种关系重塑的制度形式，社区的信任结构亦由此获得新的锚定方式。调解机制不仅仅是问题本身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社区认同结构的再生产过程。

六、心理治理路径：通过完善心理认同体系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

心理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支撑，是联结多民族社区成员思想结构、情感逻辑与行为模式的深层机制。在多民族社区治理实践中心理认同是内嵌于认知生成、情感共鸣与社会互动之中的动态系统，它通过持续激发个体对国家、民族与文化的情感归属与价值认同，构建起从制度共建向精神共识转化的内在通道。心理认同的培育不仅需要依托传统文化的延续与核心价值的传导，也需要回应时代语境，通过教育更新、技术嵌合与生活场景的日常浸润，使共同体意识由制度嵌入转化为心理结构的自觉内化。

(一)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构筑思想认同基础

思想认同是多民族社区心理认同体系构建的起点，是个体在共同体中达成价值归属与文化自洽的认知过程。常态化宣传教育对于增强全体人民思想认同和价值观念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26]。在多元文化并存与社会结构复杂化背景下，思想认同的构建既需要制度性规范，也依赖于情境化路径。唯有通过宣传教育方式的多维创新，打通“认知—情感—信念”的生成链条，才能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首先，依托现代传播技术构建多元媒介体系，提升宣传教育的互动性与沉浸感。在贵州省部分互嵌式社区，通过营造沉浸式文化情境，将少数民族历史、节庆与日常生活场景具象化呈现，使居民在共同体验中感知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这类情境生成式教育，不再是对文化知识的灌输，而是一种对文化空间的共在体验。思想认同像一张由记忆、经验与情境共同织就的关系网络，只有当个体意识到“我已然置身其中”，共同体意识才真正产生。其次，聚焦核心价值理念的内容建构，推动价值内容从抽象理念向具象表达转化。中华文化中的“家国一体”“和而不同”“命运共同”观念，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支柱，也是多民族文化共识构建的底层逻辑。贵州省一些社区在宣传中通过“情景化演绎+叙事式传播”，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历史节点和地方记忆串联成系列短剧，在公共空间中循环呈现，在视觉共鸣与叙事沉浸中激发多民族群体的认同情绪。最后，宣传教育深入日常生活，将思想认同嵌入社区空间与居民互动之中。思想认同的生成不是通过一次性的灌输，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关系互动与情感渗透。

(二)优化社会支持体系，营造包容心理环境

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社会支持体系不仅是缓解心理压力的关键机制，更是推动认同生成与归属建构的重要路径。社会支持包含情感支持、工具支持、信息支持和评价支持四个维度^[27]，分别通过心理慰藉、实际帮助、认知引导与反馈评估回应个体需求。在多民族社区中，语言差异、文化隔阂与资源分布不均常引发适应性障碍，亟待通过支持机制实现资源统筹与情感联结，营造包容而有温度的心理环境。情感支持作为基础环节，通过互动关怀重构心理纽带。在铜仁市Q社区，通过刺绣、音乐、书法等文化形式建立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居民反馈显示，此类活动显著提升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与社区包容感。贵阳市R社区设立心理健康服务站开展心理评估与个性化辅导，并通过数字系统动态跟踪服务对象。服务站不仅扩大了心理服务覆盖范围，也提升了居民对治理体系的信任度。部分社区举办心理适应与文化融合讲座，通过资源介绍与文化课程帮助新迁入居民快速融入环境。为解决语言障碍，一些社区探索多语种服务平台，推动信息可达性与认知共建，拓展了支持系统的普适性。安顺市部分社区探索建立积分激励机制，鼓励居民参与日常互助与社区事务。该机制通过规范反馈程序与认可形式增强了居民“被看见、被肯定”的体验感，有效提升了社区参与度与群体信任水平。对多民族居民而言，这种制度安排在强化互动的同时也构筑了柔性的认同平台，使评价支持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情感联结与心理归属。多维协同的社会支持体系不仅缓解了个体在适应过程中的心理压力，也在制度与情感的交汇中积蓄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动能。

(三)创新心理融合模式，实现情感深度交融

心理融合是推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情感认同走向深层化、持久化的重要机制。“个体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内涵，就是促进个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融合。”^[28]与空间嵌入、文化交流等外显路径不同，心理融合聚焦于居民主观认同的生成过程，强调情感共鸣与内在归属的耦合逻辑。在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中，心理融合需要从认知引导、路径建构与制度嵌入三方面系统推进，才能有效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与心理支撑。首先，认知同频是心理融合的认同基础。多民族社区中的心理异质性主要来源于文化隔阂、身份分层与记忆断裂，单纯依靠信息传递难以构建稳定认同。因此，社区治理应强化共享认知的构建机制，围绕多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象征与现实关切开展具象化、情境化的认知引导。贵州省多个社区将“家国情怀”“多元一体”等理念嵌入社区治理与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制度引导与情境呈现并举的方式逐步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与文化根系。其次，交往嵌入是实现心理融合的实践路径。融合的关键不在于“表达相似”，而在于“体验共在”。通过设计高频次、低门槛、深参与的情感交往机制，推动多民族居民在互动中建立信任关系与情感依赖。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部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民族团结食堂，社区通过“食堂+”运营模式，举办民族节庆宴和文化展示活动，使居民在共同参与传统美食制作和民族文化表演中激发情感共鸣，打破群体间的隔阂，增强了心理融合的现实基础。最后，制度协同是心理融合的治理保障。心理认同的生成不仅依赖文化互动，更需要规则支持与反馈响应。社区通过制度化嵌入得以构建起动态感知与回应机制，确保融合过程具备稳定性与适应性。例如，铜仁市S社区建立居民情绪回访机制与议事参与平台，实时收集居民心理反馈并调整活动设计，实现了从“服务提供”向“情绪协同”的转变。这种制度协同不仅提升了居民参与度，也使社区治理更加精准、柔性与可持续。心理融合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深层机制，只有在认知共识的引导下、在交往机制的牵引中、在制度体系的支撑里才能真正推动情感的深度交融，实现多民族社区“共在感”与“归属感”的双向生成。

七、结语

互嵌式社区的探索实践根植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结构，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化、制度化、生活化的重要抓手。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战略部署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社区不仅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单元，也日益演变为共同体意识生成与巩固的关键场域。其构建过程所体现的不是单一功能的延伸，而是民族关系由物理嵌入向认同凝聚的内在跃迁。在空间重构、文化共育、经济联结、社会协同与心理支持等多维协同中，互嵌模式呈现出机制嵌合、功能复合、目标同向的综合图景，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效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制度支点与经验范式。从机制运行逻辑看，互嵌模式并不是将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要素并列堆叠的“拼盘式”设计，而是在多维场域中建构出彼此嵌合、相互作用的协同体系。空间维度提供交往的物理支撑，文化维度激发价值共鸣，经济维度拓展利益纽带，社会维度夯实治理基础，心理维度则实现情感内化。这一体系并非外在强加的制度配置，而是在规则引导、机制协同与情境塑造中使民族团结理念在日常互动中自然衍生、持续积淀。它不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整合，而是从生活逻辑中生长出来的组织实践，因而具有自组织性、可调适性与可复制性的基层治理特征。

未来，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深化应在系统集成、主体培育与技术赋能三方面持续发力：一是推进嵌入要素的系统化集成，通过统筹空间布局、文化培育与心理调适实现治理机制的高效协同，打破条块分治与资源割裂的结构桎梏；二是强化社区在认同建构中的主体功能，围绕规则共建、事务协同与价值对话提升居民的参与动力，使其从治理对象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者与守护者；三是推动数字技术在民族事务治理中的深度融合，强化数字平台在数据采集、服务反馈与协同调度中的支撑作用，推动治理逻辑从程序响应向价值引导的转变。通过在机制协调性、主体参与性与技术适配性上的持续突破，为互嵌式社区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活化转化中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