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改革试验区·安顺1

大任降于贵州

    引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和调整，在不断优化世界经济资源配置、加快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一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人类文明由此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改造传统产业的“新技术革命”时代。

　　然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在经过快速发展阶段后固步自封，停滞在计划经济模式上，并陷入同美国争霸进行军备竞赛的误区而无视以至拒绝社会主义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对国际局势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有可能的。据此，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风起云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驶入快车道，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在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先进文明的发展。

　　然而，此时地处内陆“三不沿”地区的贵州与国内先进文明尤其是世界先进文明存在很大差距，除自然和历史等原因外，所有制结构单一仍然是造成生产力低水平的重要制约因素，建立在低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社会文明处于时代文明的较低层次。

　　但是，正如胡锦涛同志1988年2月4日在普定县召开的三干会上所说，“如果只看到我们穷困落后的一面，看不到我们的优势和有利条件，看不到我们的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甚至于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这也是毫无根据的。”

　　此时此刻，贵州和全国一样，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更进一步的解放思想，需要大刀阔斧地兴起一场城市经济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需要极大限度地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从而使中国城市经济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安顺“禁场”风波
　　安顺，历史久远，早期商业发达。

　　“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这话指称安顺的军事战略地位，所以早在汉代，虽“地处边陲”，“山穷水复”，然因“滇南孔道”、“襟带楚粤、控制滇蜀”的特殊区位，封建中央政府对这一“黔中重镇”极为重视，在此设置牂牁郡。

　　明清时期，安顺被封建中央政府作为控制滇黔地区的军队集结地。抗日战争时期，安顺作为战略后方，曾作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的隐匿地。

　　20世纪60年代，安顺成为国防战略第三道防线的重点地区，国家在此布点建设了军工企业群，从而使安顺市成为当代中国航空航天科技工业重要基地之一。安顺还是国务院1985年确定的贵州两个甲类旅游开放城市之一，黄果树大瀑布是标志性符号。

　　我们的讲述从安顺“禁场”风波开始。

　　安顺本是黔中商业重镇，但那年那月的主题是打击“投机倒把”，“重国营，轻集体、挤个体”的棍棒扼杀了安顺的商业繁荣。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安顺地区各级严厉打击批判的“资本主义泛滥”形式，主要对象就有弃农从工，地下包工；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副业单干等。非公有制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土壤。

　　1976年5月17日，安顺县等县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好“双抢”生产歼灭战誓师大会上，要求干部和社员坚决做到10个不准，其中有不准劳力外流，村村户户不准有闲人，不准私人搞建设，不准赶场天放假等等。群众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极左路线影响下，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成了一大“禁区”。

　　1977年11月，贵州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报告提出：要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切实解决社员群众赶场过多的问题，要把原来一月赶四场改为一月赶两场，每月1日和15日为赶场日。并通过决议，要求各级党委、革委把场期改革当成一件大事来抓。

　　1977年12月，我省在安顺召开全省财贸“双学”现场经验交流会，会上算了赶场浪费劳力的大账：“全省有1518个集市，每赶一次场就是640万人，一星期一场，一年52场就是3.3亿人次，其中有劳动力的成年人约占70%，这样一年因赶场要浪费2.3亿个劳动日，用这些劳动力要办多少事情？”会议要求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控制贵州场期的指示，务必在1978年1月落实新的赶场制度。

　　这次会议后，我省各地对改革场期进行了具体部署。1978年1月，贵州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落实场期改革的浪潮，堵死商品流通的闹剧被人为推向了顶峰。

　　为阻止群众赶场，我省各地设置“劝阻站”和物资检查站，阻截群众。逢赶场天，各级领导亲自上阵，进行劝阻和检查。安顺市曾组织2400多人，对进入安顺城区的道路进行分兵把口。安顺县又在外围组织700多人层层防范。一般县城劝阻的有三四百人，区镇有四五十人。

　　与此同时，安顺地区各地规定：不准银行开门，禁止商店赶场天开门营业。这是当时为了配合改革场期采取的一项坚决措施。目的是使农村群众有货卖不到钱，有钱买不到货，不来赶场。

　　“这种做法，商店、银行都有意见，它们是企业，各有自己的购销和存取任务。15天赶一场，严重影响了购销任务的完成。”原在安顺市物资部门工作的古稀老人李志强回忆说：“尽管这样，仍然堵不死。如安顺市、安顺县在所有的大小路口设卡阻拦后，群众就翻山越岭，走羊肠小路，或田边土坎，进城去买卖东西。劝阻站的人六七点钟提前上班，群众半夜三更就进城。人们将猪肉、蛋禽化整为零，走家串户地叫卖。街上不能卖就在院落里卖。”

　　原安顺地区一位退休干部说：“这场所谓的场期改革，上头要求在理论上把它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上也提到了一场革命的位置，采取了许多坚决的措施，然而由于背离了客观经济规律，影响了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对发展生产所造成的危害尤其明显。非公有制经济更是受到极大影响。”

　　1977年，安顺地区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区性集中打击了私人卖酒、熬糖、推豆腐、卖猪肉等。一些个人办的打米、磨面、制砖、缝纫、运输，也被取缔，或收归大队经营。到1978年，安顺地区揭出搞经营的投机倒把案件1144起，1490人。

　　上述情况下，安顺地区当时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79年中央正式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正名”，安顺的非公有制经济才开始复苏。1983年，安顺地区有雇主862户，每户雇1—4人不等，共雇1554人。

　　1983年4月13日，安顺地委副书记李德然在县委书记会议上正式强调，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走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大力扶持和发展重点户、专业户，促使农村自给半自给生产向商品性生产转化；放宽政策，广辟渠道，搞活流通；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和加快供销合作社的体制改革；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建设。

　　1984年，安顺乡镇企业有了新的突破，全区有乡镇企业6060个，比上年同期增加2057个，从事乡镇企业的劳力68657人，比上年增加2万人。产值达1.5亿元，比上年的9041万元增加66%。同时还有小市场216个，它们逐渐成为农村工农产品交换的集散地，是连接城乡经济的纽带。

　　——采访手记

　　寻找兴黔富民突破口
　　和全国一样，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的9年，贵州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骄人成就，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全省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是，1986年，贵州省全民所有制工业户数仅占工业总数的26.53%，集体所有制工业户数占工业总户数的71.93%，私营和其它经济成分工业户数只占工业户数的1.54%。

　　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的贵州，虽说物产丰富，但还只是“富饶”的贫困，与沿海开放地区相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更为明显和突出。

　　1987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论述贵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时指出，贵州“贫穷、落后的状况还远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在贵州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全省的“人均年工农业总产值仍居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都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全省农村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全省仍有87%的人口在农村，基本上是用世代相传的手工工具、耕作技术搞饭吃，而且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大量的工业也落后于现代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还不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仍然占很大比重，全省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市场发育差，发展商品经济的制约因素还很多。”

　　反思中，中共贵州省委分析认为：思想不解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我们光抓全民这一块，必然制约贵州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发达地区这两年发展较快？广东、江浙一带为什么发展快？他们就是放手发展集体、个体经济。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放不开，正因为放不开，因此我们发展就慢。

　　——采访手记

　　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加快贵州追赶国内先进文明并不断融入世界先进文明的步伐，1987年，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一系列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其中包括：坚持从贵州实际出发大胆解放思想。“要解放思想，就是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凡是符合贵州实际的措施办法，都要大胆采用，积极探索。也就是说，要敢于突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符合贵州省情的条条框框”。把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落脚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贵州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调整所有制结构，探索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贯彻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形式这样一个长远方针”，“作为加快贵州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兴黔富民的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明确“集体、个体、私营经济是我省商品经济发展中最富有活力的生长点”。

　　15元酱菜款的故事

　　为“进一步完善、制定有关新政策”，中共贵州省委五届九次扩大会议决定：在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方面“搞一个试点”，“可以在省委，省政府规定的政策范围里面，还可以放得更宽”。

　　基于这个出发点，从1987年10月到1988年5月，时任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深入全省各地调查研究。其间，胡锦涛同志到了贵州最早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贵州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最快的安顺地区。胡锦涛同志5次到安顺，深入安酒厂、酱菜厂、毛巾厂、包装厂、民族工艺服装厂、布依地毯厂、小商品市场和贵州航天工业集团等，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原安顺市酱菜厂，属国有商办工业企业，主要从事调味品和蔬菜加工生产，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计划经济时期，该厂以手工作坊方式运行20多年，1984年前，年工业总产值仅20余万元，几乎年年亏损。

　　提起胡锦涛同志当年到厂里的调研，今年8月17日，安顺市有关方面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珍藏20年的信函。1988年2月5日，胡锦涛同志到安顺酱菜厂调研结束时，该厂负责人提出赠送厂里产品，胡锦涛同志谢绝了。他委托秘书购买了安顺酱菜厂的产品，厂里当时坚持不收费。次日，时任胡锦涛办公室秘书的陈世炬同志专程将15元应付款寄给了安顺酱菜厂负责人，并附上了这张一直被珍藏至今的信函。

　　安顺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张力说：“从1987年底到1988年初，4个多月的时间里，胡锦涛同志3次深入安顺的街道、企业、农村调研，他的勤政、廉政的作风一直鞭策着我们，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典范。”

　　在胡锦涛同志的关心、指导下，凭借安顺实验区的有利条件，现已改名百花串食品有限公司的安顺市酱菜厂，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如今，公司作为省和安顺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已带动了农民1.8万户，解决市区下岗失业人员和周边村(寨)农民工100多人就业问题。

　　到安顺酱菜厂等企业调研不久，1988年2月29日，省委书记胡锦涛、省长王朝文、常务副省长张树魁、省顾委副主任何仁仲到安顺召开座谈会，决定安顺市为全国唯一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为主题的“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省级经济改革试验区。

　　1988年4月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以(1988)黔府通48号批复安顺地区行署并安顺市人民政府，同意在安顺市建立“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试验区，赋予安顺试验区在财政、税收、金融、计划、外贸、生产资料等方面的管理权限。

　　“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主持创办安顺改革试验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手笔。”省委党校副校长陈杨认为，20年来，在中央、省的领导下，在“试验区精神”指导下，安顺各级党委、政府带领安顺各族人民，抢抓机遇，锐意进取，取得了突出成绩，经济社会发展及各项社会事业迈上了新台阶。

　　“体制改革20年实践，贵州城市经济大踏步发展，安顺试验区承担了重大的历史使命。”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林岚涛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