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边疆”的早期“试验” 

 
　　在1988年７月４日的香港《南华早报》上，一则以《贫困的边疆》为题的报道评价说，“贵州具有远见卓识和开明的领导人正在进行一场改革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将可能会成为中国落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样板。”也许正是当时大胆突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试验”，才让安顺试验区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改革试验声名远扬——

　　试验区有了，但试验的是什么？改革的又是什么？安顺试验区一开始就把改革的着眼点放在突破固有思想藩篱上。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人们的思想经过了姓“社”姓“资”的多次交锋，已经变得更加解放。对比东西部发展，安顺试验区的实践者们认识到现在大的政策环境已趋于一致，差距就在自身思想不够解放，机制体制僵化，内在活力不足。为此，他们决心迈出更大胆的改革创新步伐。突破口放在了大胆突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符合贵州省情的条条框框上。

　　1988年3月至7月，安顺试验区先后出台了8个试验区改革试验方案。在产权制度方面，规定“在集体企业中积极推行股份制……企业可向本企业职工和社会发行股票”，集体“企业集团和新办集体企业一般都要实行股份制”，“政府对集体企业的减税、让利、贴息，可视为政府对该企业的股份，在适当的时候，参加税后分红”，在集体企业“以‘两权分离’为基本原则，采取承包、租赁、董事会下的经理（厂长）负责制等多种经营形式”；鼓励国营企业实行一厂多制，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参加企业集团，新增生产能力按集体办法管理，也视为新办集体企业”；允许产权的流动和重组：“打破所有制界限、城乡界限、地域界限、行业界限，以蜡染等名优产品为龙头，联全民、引外商、挂个体、扶农村，发展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

　　在财税体制方面，规定对集体企业“以1987年企业上缴所得税为基础，超基数部分全部留给企业，一定三年不变”，“集体企业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以1987年实现税额为基数，超基数部分留作建立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一定三年不变”，“新办集体工业企业，免征所得税三至五年，其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可在一至三年内留在试验区纳入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也可以酌情扶植新办企业”，“集体企业用贷款进行技术改造，可视不同情况分别采用税前还贷或以税还贷的办法”；对生产性“三资”企业，“产品出口企业，从获利的年度起，免交地方所得税五年”、“先进技术企业，从获利的年度起，免交地方所得税十年”、“免交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五年”；对独资和联合的生产性企业，“新办能源、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免征所得税十年至十五年”。

　　在金融体制上，规定建立城镇集体经济发展基金，基金划为返还企业和统一管理使用两部分；成立市基金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局、税务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在兴办中外合作、合资项目中，“我方配套资金银行优先贷款，固定资产投资纳入计划安排，对我市投入部分需要作保的，本市财政评估后，可以作保”；“‘三资’企业，应自求外汇收支平衡”。对独资和联合的生产性企业引进的资金，“可视为自有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规定私营企业“可以在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开设帐户，申请贷款”。要求批准建立安顺市信托投资公司和多种非银行信用组织，尤其要发展城市信用社，实行存贷款利率浮动。

　　在市场体系方面，规定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开放技术市场，鼓励兴办技术市场，促进科技进步；在市场准入制度上，规定“私营企业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可以经营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科技咨询和种植业、养殖业及其它行业。”

　　在价格体制上，规定“集体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由企业自行定价，可随行就市、高进高出。由国家掌握定价权的个别产品，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企业无法承受的，可以报批临时价”；“乡镇企业的产品，可以随行就市、自行定价”；“在市政府划定的开发区内，土地出让费按综合价每亩一万元以下征收”。

　　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上，提出减少政府对集体企业的直接干预，集体企业“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招聘、选聘、民主推荐等方式选举经营者”、“主管部门不再向企业委派干部”；允许集体企业的“用工办法和用工数量，由企业根据生产发展情况自行确定”，企业“有权自行选择计件工资、分成工资、工资与销售额或经济效益挂钩等各种分配方式”。明确承诺“切实保护‘三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其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不受地方政府干预”。同时，为了推动横向经济联合，又宣布“政府依法保护外来客户的资产所有权”、“保护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方面的自主权、经营决策权和一厂多制的选择权”。规定“政府依法保护乡镇企业的一切合法权益”，“私营企业所有者依法享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不受任何部门和单位的非法干预”。规定“外地来安顺市兴办集体企业，本市提供征拨土地、工商登记、银行立户、户口登记等方面的优惠条件”，“三资”企业、独资企业和外联企业所需土地优先提供，实行土地所有权有偿出让；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定“乡镇企业的新建项目及所需土地，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会同市乡镇企业局和土地管理局审批”，要求“除行业性税收减免以外，对具体企业的税收减免由试验区审批”。

　　在人事制度方面，鼓励和支持党政机关、全民企业、科研教育等单位的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承包、领办、协办、承租和创办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规定“以调离、停薪停职、留薪停职、兼职或借调形式到集体企业工作的各类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原全民所有制干部、职工身份不变，工龄连续计算，免交工作保留费。停薪停职人员与原单位签订合同一至三年，服务期满可续签合同，可回原单位”。对从安顺市外引进的各种专业人员，其配偶的工作调动同时安排，子女的入学可在市内就近解决；引进人才，在安顺工作3年以上经考核认可后，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系农业户口的可以农转非。

　　这些报告和方案在产权制度、财税金融体制等方面作了若干制度上的重要安排，为安顺试验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难怪在1988年７月４日的香港《南华早报》上，一则以《贫困的边疆》为题的报道，让安顺试验区声名远扬。文章高度评价说，“贵州具有远见卓识和开明的领导人正在进行一场改革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将可能会成为中国落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样板。”